顺治十八年，江南一处绿营营房里，老兵盘着腿，翻着手里的账本，嘴里嘀咕了一句：“又短两升米。”旁边的新兵愣愣地问：“大哥，一两银子，到底能管几天？”这一前一后两句话，说得朴素，却戳中了清代普通兵丁的要害——俸饷多少，能不能活下去。
清朝两百六十多年，旗兵、绿营兵几经兴衰，战场上的输赢，往往要从银两和米石里去找答案。八旗兵和绿营兵看着都是“吃皇粮”的，可翻开账目一看，待遇差得不止一星半点。下面就顺着时间，把这笔账捋一捋，看一看普通的兵丁，一个月到底能拿到多少。
一、八旗兵：俸禄看着不低，但也分三六九等
清军入关之后，政治制度、土地制度在调整，军队的俸饷制度也不得不跟着改。顺治元年，朝廷正式为八旗官兵制定俸饷，这是一个起点。后来经过康熙朝多次增减，到康熙二十五年左右，八旗兵丁的月饷大体定型。
八旗兵丁看上去是一个整体，细分起来却很讲门道。按兵种和职责，常见的有前锋、护军、领催、马甲、匠役、步甲六类。名称背后，实际上就是等级和待遇的差距。大致的顺序是：前锋、护军、领催在上，马甲、匠役居中，步甲是最基层的普通兵。
按照康熙二十五年左右形成的定例，在京禁旅八旗中，前锋、护军、领催三类兵丁，每月俸银各4两；马甲、匠役各3两；步甲只有1.5两。这是银子的部分，另外还有岁米、草料等实物待遇，要合起来算，才能看出他们一年到底能带回家多少。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禁旅八旗是驻守京师的旗兵，属于皇帝眼皮子底下的亲军。相较之下，分布在各地的驻防八旗，虽然同是旗人出身，拿到手的月饷却要低一些。这一高一低，背后既有身份的考虑，也有军事和政治上的取舍。
《户部则例》对各地驻防八旗的月饷有详细记载。比如在盛京一带（也就是后来的沈阳这一片），前锋每月3两，马甲1.5至2两，步甲1两，匠役在1至3两之间浮动。直隶地区的标准更不统一，前锋3至4两，马甲2至3两，步甲1至2两，匠役1至2两。江南驻防的情况又略有不同，前锋、领催各3两，马甲2两，步甲和匠役多是1两。
数字摆在那儿，很直观：除了个别地方接近京旗水平，多数驻防八旗的月银都比在京禁旅低。甚至同一个省内，不同营、不同城，待遇还能有不小差别。有的地方事务繁杂，防务紧张，可能稍高一些；有的地方相对安稳，俸饷就不那么“好看”。不得不说，这也是清廷因地制宜的一种做法。
有意思的是，在月俸偏低的情况下，朝廷在岁米方面又做了一番平衡。《钦定户部则例》里写得清清楚楚：禁旅八旗中，亲军、前锋、护军、领催、马甲、匠役，每年支给口粮米22石2斗；步甲、步军领催则是10石6斗。这一部分，折算下来相当于实物工资，跟口袋里的银子一样关键。
而到了驻防八旗这边，岁米的标准就“跳”了起来。在直隶地区，前锋、领催每年能拿到22至30石米，马甲11至30石，步甲15石，匠役11至24石；江南一带则更为集中，前锋、领催、马甲每年各30石，步甲6石，匠役9石。可以看出，岁米的分配，与其说按军职高低，不如说兼顾了地区差异和生活成本。
如果把禁旅和驻防两边的月饷与岁米综合起来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平衡：京师的八旗兵，银子拿得多一些，米粮少一点；外地驻防的，银子少一些，米粮多一点。算到最后，普通兵丁能掌握的总资源差距，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哪怕有出入，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从收入水平看，前锋、护军、领催这一线的兵丁，加上实物折算，全年到手的总俸，已经相当于一个七品知县的水平。这听上去有些夸张，但在当时的制度设计里，旗兵既是军人，也是世袭编户，肩上压着维护皇权、镇住地方的任务。高一档的待遇，本质上是政治投入，也是清代军费开支居高不下的直接原因之一。
二、绿营兵：人多钱少，拖欠成了常态
说完八旗，再看绿营，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绿营是清廷入关后以明朝降兵和地方武装为基础重整而成的汉军部队，数量一直很多，分布很广。按兵种大致可以分作马兵、战兵、守兵等类型，负责镇守州县、戍边、巡防等日常军务。
顺治元年定下的绿营月饷标准，原本不算特别低。各镇马兵每月给银1.5两，战兵、守兵各1两，另外再发米4斗。可纸面上的规定是一回事，能不能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很快，朝廷发现执行起来问题重重，于是在顺治四年又做了一次调整，马兵月饷提高到2两，战兵和守兵仍是1两，但米粮增加到5斗，看上去是往好处改。
不过好景不长，顺治五年，又把绿营兵丁的月米减为3斗。自此以后，无论兵种如何，绿营的月饷和岁米标准基本固定下来，不再频繁变更，成为各省共同遵守的“老规矩”。在账面上，这一套制度运行得很稳定，但对普通兵丁来说，却是越过越紧。
各地的具体执行，其实并不完全一样。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因为有海防、边防等特殊任务，一些偏远营、汛的马兵、战兵、守兵月饷都比通行标准高。例如浙江马兵月饷能拿到3两，战兵2.5两，守兵1.5两。这些地方的军务繁重，风险较大，给多一点俸禄，也算一种“补偿”。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地方反过来减。江南某些地区守兵的月米只有2.5斗，西北的陕西、甘肃个别营汛干脆不支月米，由兵丁自己想办法解决口粮问题。试想一下，一个普通守兵，每月只拿到一两左右的银子，米粮还不一定有保障，家里又要养老、养孩子，压力有多大不难理解。
从生活实际看，绿营兵丁的收入与他们承担的责任并不匹配。收入入不敷出，是常态问题，更麻烦的是，在国家财政拮据的时候，即便这点标准不高的月饷，朝廷也经常拖欠。顺治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绿营兵丁领饷，要么打折，要么拖延，有时候一年只领到几个季度的俸银，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到了康熙朝，局面有所好转。因为战事告一段落，财政相对宽裕，绿营俸饷的发放才逐渐有了保障。换句话说，该给的银米，终于能基本按时送到兵营。这一点，在当时兵丁眼中，已经算是很大的进步了。
三、乾隆以后：银米不变，物价翻番
乾隆朝，是清代经济最富庶的时期之一。国库银两充盈，人口激增，表面上看，给士兵们多发一点俸禄似乎并不难。可实情却有些讽刺：从制度上说，绿营兵丁自顺治年间定下的月饷、岁米标准，到了乾隆一代，并没有因为国力增强而同步提高。
其中原因不难理解。一方面，平时的军费、战时的征讨开销巨大。尤其是乾隆时期多次对外用兵，包括大小边疆战事，几乎每打一仗，就是一次巨额支出。另一方面，清廷对旧章程极为看重，所谓“因循成例”，不轻易在俸禄制度上动刀。这种既顾钱袋，又守成规的心理，使得普通兵丁的收入基本停在原来的水平上。
问题在于，社会经济并不会静止不动。随着商业发展、人口增加，物价在清代中后期一路上涨。史料记载，到乾隆末年，各种物价大致达到康熙时期的三四倍。换句话说，康熙年间能维持一家温饱的一两银子，到了乾隆后期，可能就只剩下半两的实际购买力。
绿营兵丁的俸饷标准却一直停在原地。月银还是那一两、两两，月米还是那三斗。如此一增一不增，差距就越来越大。由此带来的后果不用多说：兵丁生活艰难，只能想别的法子补贴家用。有的营兵在营外做点营生，有的借债度日，有的甚至铤而走险，滋生出各种纪律问题。
有意思的是，八旗兵丁在这一时期也面临相似的压力，但因为旗籍身份、产业和额外补贴等因素，生活普遍比绿营要宽裕一些。综合月饷、岁米以及其他收入，八旗兵丁的整体待遇大约是绿营兵丁的一倍左右。这样的落差，长期存在，逐渐形成了一种制度上的“重旗轻营”。
这一“轻”，不仅体现在银米数字上，也在战斗力上打了折扣。绿营兵身为地方武装主力，平日负责巡逻、镇压盗匪、看守要地，但因为收入低，待遇差，士气难免受到影响。到了清中后期，多数绿营部队在大规模战事中表现平平，甚至在面对民变、农民军时，屡屡败阵，背后都有俸饷制度的影子。
就平均水平来说，如果把八旗兵丁的月饷、岁米两项合在一起，再把绿营这边合在一起比较，会发现绿营兵丁到手的总收入，大约只有八旗的一半。这种长期的结构性差距，很直观地反映出清廷对军队的偏重顺序：以旗兵为本，以绿营为辅。
四、从八旗、绿营到湘军：银子堆出的战斗力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清朝的军制版图开始剧烈变动。那时的八旗和绿营，早已难以独自承担平叛重任。八旗兵多驻京城或要地，人数有限且战斗力明显滑坡；绿营虽多，却松弛涣散。战火一起，老制度的弊端暴露得非常直接。
在这样的背景下，曾国藩组织湘军，随后李鸿章组建淮军，逐步成为新的军事支柱。与八旗、绿营相比，湘军、淮军的组建方式、指挥体系都有很大差异，但有一点颇为关键，也常被后人提起：俸饷标准明显更高，发放也相对及时。
曾国藩筹建湘军之初，就意识到老式绿营的低饷难以激发士气。于是，在地方绅商资助、临时筹款和朝廷拨款的多重来源之下，湘军士兵手里的银两，普遍比原有绿营兵要多。简单说，就是“重赏之下”，希望人心能稳，战斗意愿能提上去。
淮军的思路大致类似。虽然不同营、不同时期的具体数字有差别，但大方向是明确的：按高标准招募，按高标准发饷。这种做法，既是对旧军制的一种现实修补，也是清朝在危局中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可以说，湘军、淮军能够成型并屡次取胜，除了指挥得当、将领用人得力之外，俸饷政策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回过头来看八旗、绿营的制度，会发现一个值得玩味的对比。八旗兵早期靠较高的俸禄、固定的口粮和一定的特权，维系了相当长时间的战斗力和忠诚度。但随着时代变迁、财政压力和制度僵化，这一套体系难以持续更新，旗兵逐渐脱离实战一线。绿营则长期处在待遇偏低、地位偏弱的境地，想战也缺乏足够的物质支撑。
从这一点看，所谓“八旗勇猛、绿营不堪”，并不能只从族群、血性去解释。俸饷制度本身，就埋下了差别。换一个角度，如果绿营兵丁在顺治、康熙时期就能获得与八旗接近的俸禄和岁米，且能长期按时领取，那么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很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
清廷在军费上的投入，并不算吝啬，只是分配结构偏向旗兵。八旗兵丁早期在战场上英勇善战，固然与其尚武传统有关，也同样离不开稳定、优厚的物质基础。绿营兵丁长期处于“够吃不够用”的状态，甚至很长时间连“够吃”都难以保证，要持续保持高昂斗志，实在是强人所难。
如果把这些数字再拉回那个营房里的场景，问题就显得更具体一些。八旗前锋每月4两银子，再加上一年二十多石米，家里还能略有结余；绿营守兵拿着一两左右月饷，米粮三斗，碰上物价上涨、家中有病灾之年，很快就捉襟见肘。两种生活状态，最终汇成两种军队气质，在清朝军制史上留下了截然不同的轨迹。
这也提醒人们，清代八旗和绿营的差异配资321，并不只是史书里“勇怯”的简单对比，而是实实在在写在册页上的银两和米石，是普通兵丁一个月能拿到多少俸饷、能给家里带回多少粮食的冷冰冰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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